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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湖北籍军人郑贵玉捅死第一个鬼子后，感觉日军的三八枪刺刀又长又轻便，便捡起鬼子的步枪冲向第二个鬼子。

长沙那条巷子，街面窄得很，石板路被炮火烤得发烫。

十九岁的湖北兵郑贵玉，手一沉，刺刀从第一个鬼子身上抽出来，血顺着刀背往下滴。那支三八枪撞在他靴尖，冰冰凉，他心里一动，俯身一抄，随口骂了句“这鬼子的家伙还挺趁手”。下一刻，人已经拎着那支枪往第二个鬼子身上扎过去。

那一年是一九四一年的秋天，第二次长沙会战，九战区司令薛岳把话放得很死，三天三夜拿下长沙，还立规矩，不许乱轰民房，不许伤害百姓，不许图省事用重武器。

白天全线趴窝，战士们浑身盖满树枝、稻草，躲在田埂边，飞机在头顶来回扫，他们连咳嗽都不敢出声。到了夜里，才像一股阴影往城里挪，有人先扮成商人混进城，把日军火力点一点点摸出来，回来用树枝在地上比画街巷。进攻那晚，城里电源被一把掐断，长沙陷在黑里，枪声和脚步声一窝蜂地炸开。

郑贵玉当时是七十九军九十八师二百九十三团第二营第六连的少尉排长，真刀真枪地冲在前头。巷战里，一拉近距离，大家都把刺刀当命根子。

他先干掉一个鬼子，觉得对方那支三八枪刺刀又长又轻，转身就换了武器。第二个敌人扑上来，他捏紧枪身，很笨很直接地冲刺过去。打到乱七八糟的时候，一颗子弹钻进他左边肋骨，左大腿也被刺刀划开，整个人栽倒在地上。那一仗收回了长沙城，九十八师前出得最早，付出的代价也扎眼，机枪手陈廷望、战友丁文尚，就留在那片街口再没起来。

很多年之后，长阳龙舟大道边上，一位右眼看不见的老人坐在自家门口的板凳上，伸手摸着肋骨和大腿，那几个骨头凸起得明显。路人只知道他姓郑，是老兵，再细一点的，知道他一九二零年生在长阳，年轻时上过黄埔，晚年还拿着黄埔补贴。附近小孩跑来跑去，听见大人悄悄说起，那是当年“捅鬼子的那个军官”。

往前翻一点，他原本只是长阳土家山里出来的穷小子。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县里报名从军，被编进七十九军补充第四团，团长叫罗中华，这个名字他一直记到老。一九三九年六月，罗团长看他肯吃苦，又读得进书，写信把他保送到黄埔军校第八分校第十七期，分在第十六总队第二大队第六中队。那段时间课排得满，白天政治、军事，讲爱国爱民，讲怎么带兵；晚上图纸摊在桌上，学战略战术，学怎样守城、怎样退却，老师说，打仗归打仗，老百姓的命是要护住的。

战争没给这批学生太多慢慢学的时间。一九四零年，第十七期提前毕业，郑贵玉背着行李回到七十九军，挂上少尉排长的军衔，直接被推到前线。长沙那场仗，成了他人生里最硬的一块骨头。也就是那一仗，把他的一截青春牢牢钉在一九四一年的石板路上，往后再翻多少年，他只要轻轻一动，肋骨就隐隐作痛。

抗战赢了，部队抽调、缩编，营房里的气氛一下松下来。有人凑过来悄声说，东北那边共产党在打仗，缺会带兵的军官，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去闯一下。他不是没动心，权衡久了，身边朋友摇头，说路太野，风险太大。最后，他没上这趟车，选择留在原系统，一头扎进中央训练团武汉分团，又去念了一阵子书。

一九四六年内战开打时，他已经在长阳家里成了亲，老的要养，小的要带。

继续带兵南北奔命，对这家人来说就是一场豪赌。他向上头提出调动，回到长阳县警察所当副所长。这份差事看着平淡，他自己却挺当回事。那几年抓丁厉害，他跑前跑后想方设法减轻兵役，能放一个是一个，村里人背着他说，这个当官的心还是向着乡亲。

一九四九年局势雪崩一样往前推。

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在长阳的那点家底撑不住了，全县军警起义。郑贵玉站在第一排，带人冲进县党部，把书记易子良抓了，把剿共总指挥何大熙押住，让特务连长何光丹把枪交出来。

那天晚上，长阳城里换了天，军警一队队重新集合，对着新来的红旗宣誓。

跟着这批人走进新政权的，是整座县城的治安和武装。

等到五十九岁，他才又踏上长阳的地面。这回安排到贸易组，当了个组长，工作平平淡淡，跟当年带兵打仗比，是另外一种活法。后来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大规模平反，他的材料被翻了出来，认定错了，那个“反革命”的帽子算是摘干净了。通知念完，他只是点点头，又把那句老话搬出来，人要真正，有权要爱民，在其位，谋其政。

一九八八年那场误诊，把他原本就不算硬朗的身体又拉下一截。牙出血，被当成肺结核，乱用了一通药，右眼慢慢瞎掉。

他照旧不愿搬去儿子家，宁愿在龙舟大道的小屋里，找个保姆帮忙做饭、打扫，自己守着那点退休金、一千多块钱，加上黄埔补贴过日子。

偶尔翻翻旧书，写点回忆，往黄埔杂志投几篇稿，把前线的事、起义的事、劳改队的事，捋顺一点丢在纸上。